7月6日,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贵州省委书记就瓮安事件三次向瓮安百姓鞠躬致歉”的消息。该报道说，6月30日，瓮安事件初步平息的第二天一早，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即赶赴瓮安，马不停蹄连续工作16个小时， 掌握了大量一手情况。在向瓮安县群众了解情况时石宗源表示：“好人怕坏人，党委政府有责任，我向你们表示歉意”，“瓮安不安，老百姓不敢讲真话，是我们的责任。”……（据7月6日《南方都市报》） 瓮安事件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是偶然之中的必然。诚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说，“6·28”事件必有深层次因素。石宗源说，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 瓮安事件发生后，在舆论汹汹和中央关注之下，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能够进行这样的剖析和反思，应当说是深刻的。 但需追问和深思的问题是，对于导致群体性事件的所谓“深层次因素”，贵州省委、省政府乃至石宗源本人，之前是否有切实的了解。对于诸如瓮安“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究竟了解不了解，了解多少？对于瓮安吏治实情、治安状况的了解又有多少？换言之，对瓮安群众的民众疾苦、基本民意又有多少了解，其所了解是否真实可靠？我想这其中是有值得商榷之处的。如果贵州省委、省政府方面对瓮安的实际状况了如指掌，如侵害群众利益现象，治安恶化、黑恶势力横行等等，而省委、省政府未及时地进行整治和纠正，则难脱渎职、失职之嫌了。反之，如果说贵州省委、省政府对瓮安的吏治、社会状况情况毫不知情，对当地群众的不满情绪毫无察觉，似乎也说不过去，甚至也与事实不甚相符。佐证之一是，当谈到瓮安群众的安全感问题时，贵州省公安厅长崔亚东即插话说：“全省群众安全感调查，这个地方群众的安全感只有59%，全省排后。”这起码说明对于瓮安群众缺乏安全感，当地治安状况不好、群众满意度低这一事实，贵州省公安厅是有所了解的。但为何没有及时地进行整顿呢？而对于诸如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城市拆迁等方面侵害群众利益之事，贵州省委、省政府如果真的毫不知情，只能说某些官员太官僚，顶多也只能说是被蒙骗了。 善意地揣测，贵州省委、省政府领导对瓮安长久以来存在的严重问题之认知，可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盲点”和死角，对问题的严重性尚缺全面真实的认识。这并不奇怪。日前在广州市长大接访中，市长张广宁就曾坦言，对有些事情原以为已经解决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获得彻底解决。这也说明了高官对基层实际情况的并不完全掌握。在我看来，高官对于基层真相的不了解，或者了解不全面、不真实，虽然可以理解，但都难免有失职、渎职之嫌，也难辞其咎。 因而，要提出的问题就是：大官如何避免“不明真相”，特别是基层吏治和民情的“真相”？事实证明，只听官员逐级汇报是靠不住的，鉴于现实，媒体的报道同样是不可靠的。盖因他们存在同样的问题：报喜不报忧（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要避免高官“不明真相”，一是高官要有深入基层，直接听取民意民情的自觉意识和行动；二是要改变官场和媒体报喜不报忧的传统惯性；三是要畅通民情上达的信访渠道；四是要阳光施政和民主监督。惟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高官“不明真相”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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