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少华先生发表在新华网的《得罪谁也不能得罪评论家》的大作，笔者已看过好几天了。之所以保持沉默，盖因一是我不想被人误以为我是“为稻粮谋”和说我哗众取宠；二是想必有人会先我“跳”出来。 果不出我所料，最先且几乎在同一时间对朱文的观点提出质疑或商榷的分别有人称“郭跳跳”的郭松民先生和陈家沛先生。
按理，我完全有理由继续保持沉默，因为“沉默是金”嘛，但理智告诉我，在很多情况下，“沉默”其实也是挺伤人的。于是不揣浅陋，借《红辣椒》一角，谈谈本人对朱文的某些观点的态度抑或看法。对于不对，你姑且听着，我姑且说着。相信是非对错自有高人裁决。
言归正传。无疑，朱文总的出发点是好的，无非是希望评论家做个“有社会良心的人”，做个“是非分明的人”。说到底是做个正直善良的人，做个老实的人。况且朱文的此番愿景、要求以及苛责主要指向的是少数“为稻粱谋”的评论家。
问题是，朱先生想过没有？是什么导致了那些“为稻粱谋”的评论家社会良心的缺失，又是什么让他们是非不分？正是因为他们“为稻粱谋”。你想，一个整天“为稻粱谋”的评论家，还不知道那天有米没有米下锅，他得先解决自己的“稻粱”问题，哪有多少精力和时间考虑所写的评论是否坚持了社会良心，是否做到了是非分明？何况他也知道社会良心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失，是非分明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但纷乱错杂的社会现象告诉他，很多情况下，理论是苍白的，只有现实的生活才是鲜活的。如果要他们始终坚守社会的良心，做到是非分明，我倒是有一计：便是当地有关部门有关领导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帮助他们从“为稻粱谋”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并反思一下为什么有人吃穿住用早步入“大康”了，有人却至今还在“为稻粱谋”？当然我这样说，不是为“为稻粱谋”的评论家们开脱，实在是朱先生对他们的要求有点过高，近乎苛求。
我还注意到，朱先生在文中提到：因为要发稿，因为作者要为稻粮谋，也因为媒体要发出“有特点的声音”，于是有些评论家就专门要发出“标新立异的声音”。对此，我也有话要说。媒体为什么要发出有特点的声音，这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使然，不能只怪媒体。你不发出“有特点的声音”瞧瞧，准有读者不买你的帐，弃你而去？久之，报社必然关门倒闭。这样，评论家就专门要发出“标新立异的声音”，也就好理解了。我们怎不能反过来叫媒体抛开读者不顾而一味地迎合评论员吧。即便有这样特立独行的媒体，他也总该考虑一下媒体职工的饭碗吧？
还有，“标新立异”都不好吗？我看，有些“新”有些“异”，某种意义上，是思想解放的表现，是对新事物新生活的向往。是一种开拓创新精神。关键是要看标的是什么“新”，立的是什么“异”，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是否被人们广泛接受或者经过一段时间实践表明大多数人能够接受。比如湖南卫视前几年推出的超女超男比赛娱乐节目，一开始不是也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吗？事过境迁，现在怎么样，反对声渐渐弱了下来。总之，笔者以为，我们应该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标新立异”，只要这种“新”不是不可理喻，这种“异”不是真正的“异端邪说”，比如老师身份的范美忠所宣称的“即使是我母亲我也不救。”这种显然是违背人性和师德的“新”和“异”，自然我们要进行坚决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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