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视纪晓岚如倡优 戮尸报复枪手沈德潜
乾隆皇帝画像 乾隆1735—1795年在位，他登基的时候，刚刚25岁，执政前期，是一个“励精图治，开拓疆土 ”的皇帝。父亲雍正，给他留下三百万两白银，经他多年积攒，国库存银一度达到七千万两，那时的他，很有一点英主的气象。后期，此人骄傲了，懈怠了，会大消费了，会大享受了，于是，成为一个“倦勤骄荒，蔽于权幸”的庸主。尤其晚年，“柄用和，贪婪掊克”，大清王朝，步入中衰，这时的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昏君了。最可笑者，因为康熙在位六十年，乾隆说他执政年份，不能超过乃祖，可他又不肯彻底地退位，公元1796年内禅嘉庆，他又当了三年太上皇。一般当太上皇，都是甩手掌柜，他真抓实干，弄得嘉庆很尴尬，老爷子的话，不敢违拗，老爷子宠臣和珅的话，不能不听，这就是老人政治的弊端了。 在中国帝王中，乾隆算得上是最为快活，最为轻松的皇帝之一，也是最为消耗，最为铺张的皇帝之一。因十全武功，因大兴土木，因六下江南，因赏赐豁免，就使得他从英主，到庸主，到昏君的三个阶梯跌落下来，不但将那七千万两白银用光，连他老子攒下的老本三百万两白银，也挥霍一空，有人统计，乾隆统治六十三年，前后消耗掉了一亿五千万两白银，大清王朝的元气，就这样透支殆尽。 衡量一个统治者的政绩，最简单的指标，就是看他交出政权时，这个国家，是强了，还是弱了，是富了，还是穷了。现在看来，除了乾隆的宠臣和珅的金山银山外，大清王朝已经一弱二穷，内忧外患，所以，41年后，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国学大师钱穆在其《国史大纲》一书中，对“盛世”的三位主角，最不看好的正是这位乾隆。他没有说他诗作之烂，也没有说他好下江南，而是将他与其父，与其祖比较，认为：“乾隆好大喜功，不如雍正之励精图治。雍正刻薄，不如康熙宽仁。”这三代“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到乾隆中叶以后，清室即入衰运。” “好大喜功”，是乾隆一生全部弊端的根本。《清史稿》在《高宗本纪》末，论曰：“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于斯为盛。……惟耄期倦勤，蔽于权幸，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满清之败，始于乾隆，其实，中国之沦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又何尝不是这位写了四万首诗的皇帝，所作的孽呢？ 他为什么要写这么多的诗，难道因为有那么多马屁精捧场，他就会相信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果真就是绝妙好诗么？难道他不知道不会有人敢当面对他说，陛下，您的诗写得不怎么样。但他还是笔耕不辍，我想，固然有其好大喜功的一面，其实，还在于他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卑感。 乾隆精通汉文化，不亚其父，稍逊其祖，但他始终觉得是一个来自关外的异族主子，始终觉得是一个少数人统治着大多数人的外来政权，而且，始终觉得汉族知识分子看不起他们的来历，看不起他们的发源地，看不起他们落后的文化，野蛮的风俗，粗鄙的生活方式，和低下的文明程度。所以他的屡兴大狱，进行镇压，箝制思想，屠杀文人，是出自于他灵魂中的一种自卑的心病，或者，一种屈辱的情结。他上台后，整起知识分子，比其父，比其祖，尤为残酷。其实，从顺治（在位18年）起，到康熙（在位61年），到雍正（在位13年），已经对汉族士人修理、整肃、洗脑、奴化了快一个世纪，即使明朝灭亡那年诞生的汉人，至此也已经是近百岁之人，还会有一丝反清复明的力气吗？乾隆仍旧觉得自己是一个孤家寡人，尤其看到八旗子弟，一天天地汉化，不识满文，不习满语，连他们进关打天下，坐江山的骑射本领，也日益生疏。因此，他深为这大势所趋，感到紧张。使得他对其实已是他忠实臣民的汉族知识分子，时刻保持着戒惧，警惕，敌视的情绪。 在他统治时期，文字狱案件达到高潮，共一百三十余起。其中四十七起均被处以极刑，生者凌迟，死者戮尸，其家族连坐，男者坐立斩，女者被发配为奴。那时候，为文人者，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帝名该讳而没有避讳，圣上另行抬头而未照办，写错一个字，用错一个词，都是杀头之罪。 乾隆十三年十月二十日，翰林院撰孝贤皇后的冬至祭文，这本是一篇例行的应景文章。但文中出现了“泉台”这样的字眼，乾隆一看，挑起刺来。他说，“泉台”二字，用之常人尚可，岂可加之皇后之尊？皇后归天，只能去西天极乐世界，哪有进十八层地狱之理？所以，皇帝好文学，对文人而言，绝非好事。第一，他明白文学是怎么回事，第二，他也明白文人是怎么回事，你要不小心侍候，碰上这样一个鸡蛋里挑骨头的主子，不定哪段文字，哪句话，被他抓住，吃不了兜着走。做皇帝手下的御用文人，物质待遇也许丰饶，精神世界始终是紧张着的，谁知道“龙威”何时发作，所以那日子相当不好过的。 结果，大学士张廷玉，以及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等几位翰林院承旨学士，自请处分。乾隆格外开恩，着罚本俸一年。这一年，从理论上讲，他们就只有喝西北风了。不过，饿饭大概是不至于的。但从乾隆的这种刻薄看，反映出他的内心世界的肮脏，第一，是提防，第二，是镇压，第三，是轻蔑。即使对他身边的文人学士，一个个都是大师级的扛鼎人物，也像对一条狗似地呼来叱去。 清末民初天嘏所著《满清外史》载这位皇帝的一次“天威”，说到乾隆“尝叱协办大学士纪昀曰：‘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夫协办大学士，位亦尊矣，而曰‘倡优蓄之’，则其视群臣为草芥，摧残士气为何如者。尹会一视学江苏，还奏云：‘陛下几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弘历厉声诘之曰：‘汝谓民间疾苦，试指明何人怨言。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夫此何事也，岂能指出何人乎？尹会一于此，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首已耳，乃谪戍远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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