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公使问他们，如果难以说服长州藩，他们两人将如何自处？是否继续回到英国去？
但伊藤和井上的回答令英国公使大吃一惊:“不，那样的话我们将要做攘夷军的先锋，战死在疆场！”
两人在长州藩向藩主及贵族们分析天下大势，切陈攘夷是不可能成功的，继续与西方对抗的结果，将给长州藩带来灭顶之灾。
他们很快就成为攘夷派的眼中钉，不少人将他们看做通敌的“日奸”，强烈要求诛杀他们，用他们的血来为攘夷祭旗。暗杀他们的风声越来越紧，长州藩藩主也派人暗中给他们送钱，通知他们赶紧出洋躲避。两人谢绝了藩主的好意，但不得不先躲藏起来。
伊藤和井上两名“日奸”的游说失败后，四国联军发起强攻，长州藩大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约，拆除下关的炮台及赔偿三百万元。
但在这场战斗中遭受惨败的长州藩，与败在英军手下的萨摩藩一样，痛定思痛，转而亲近英国，实行全面改革开放，随后成为倒幕运动的主力。而被“爱国志士们”追杀的“卖国贼”伊藤和井上，也随后成为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推动了日本帝国的扩张，被朝鲜和中国的“爱国志士们”视为最凶恶的敌人，伊藤最后更是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身亡。
而更为吊诡的是，在伊藤和井上留学英国之前，作为坚定的尊王攘夷派，他们甚至还多次策划了针对外国公使的刺杀计划，包括纵火焚烧法国使馆。
变脸
从不惜暗杀的“义和团”，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卖国贼”，再到明治维新的大功臣，伊藤和井上的跌宕心路，正是那个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写照。在这个心路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剧烈变化面前，顺应潮流，放下身段，改变了自身。
日本知识分子的这种“变脸”功夫，在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身上体现得更为极端。作为一名改革开放的提倡者，吉田却坚定地站在“攘夷派”一边，并非为了反对幕府的开国政策，而只是出于推翻幕府的政治需要:他认为只有先“攘夷”才能削弱幕府，将幕府与西方订立的条约尽行废除，待到国权统一后再实行开国政策。
日本文化的综合性和杂交性，令日本知识分子没有中国士大夫那种优越感，所以在承认差距、改变自身方面，他们相当的痛快和彻底。几乎在西方文明传入的同时，他们就认为日本不但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而且在国家制度、人民的独立自主精神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种认识，推动了日本引入更彻底的君主立宪制，实现更为根本的改革。
而类似的“变脸”功夫却在中国罕见。即使早在1840年就开始遭受“夷狄”的侵凌，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士大夫）却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前，甚至都没能形成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魏源“睁眼看世界”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日本比在中国更受欢迎。吉田松阴曾手抄《海国图志》，奉为至宝，而其师佐久间象山更是直称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而在中国，《海国图志》却迅速地绝版了。
在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海国图志》这种书显然是多余的，中国的落后，无非是在“船坚炮利”等物质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实在是太优越了，“政教礼仪超乎万国之上”。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器物层面的 “原始四化”（“四个现代化”，唐德刚语），更本质的“政治现代化”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被刻意忽略了。中国的执政者和知识分子们，并不认为自己也需要“变脸”。
号称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就这样开始了悄悄地分道扬镳。
崇文抑武
那支在对抗“四国联军”中诞生的“奇兵队”，随后也成为倒幕战争的主力，被称为日本第一支近代化军队。这支军队的缔造者高杉晋作（1839-1867），是一位文武全才的知识分子，阳寿虽短（28岁），却在日本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高杉晋作幼读私塾，精通剑术，并在“军舰教授所”学习航海术，大力提倡西学。就在长州攘夷运动前一年（1862年），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高杉晋作随船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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