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人们提到印度，就会联想起箪食瓢饮的甘地、高贵的非暴力运动、神秘的冥想和清心寡欲的素食主义，实际上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大学教授为什么喜欢“文化大革命” 早在甘地的年代，非暴力倡导即非政治舞台上唯一的声音。今天很多印度人心目中，巴加·辛是更加伟大的民族解放英雄，他公开走和甘地不同的抗争道路，比如往议会丢炸弹，以表现对被英国人操纵的议会政治的不满，最后被捕牺牲。在很多印度人看来，甘地不过是下山摘桃子的人，如果没有大量像巴加·辛这样的革命志士告诉当权者不要无视人民的怒火，殖民主义者根本不屑于和甘地这样的“老头子”坐到一张谈判桌前。甘地企图调和种姓矛盾，但却不能使低种姓的知识分子满意。 在印度，这种对激进主义的同情乃至支持，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底层的情感。在主流知识分子中，也不乏“毛分子”的支持者（印度至今有很多人信奉毛泽东思想。这些依靠他们所认为的毛理论进行革命的人被当地人称为“毛分子”）。2005年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公开表态：“我们不清楚这些武装组织为何盗用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字，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这样。他们要这样称呼自己，我们也没有办法；但中国与他们从来没有任何关系，中国境内也没有任何组织或团体与他们有任何联系。” 一次和印度奥斯马尼亚大学社会学专业的教授及博士生作小规模座谈，提问阶段竟不止一人表示印度现在就缺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很吃惊，问他们有多少人持这种观点，没料到所有的人都举起手来。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文化大革命”，他们回答“文革”才能带来平等。我向他们解释，和马丁·路德·金追求的平等不一样，其实“文革”中人和人的关系并不平等，工人农民并没有获得实际的好处，国家经济经过“文革”处在崩溃的边缘，人民受到的伤害至今没有完全恢复。我进一步解释，这意味着印度如果来一次“文革”，婆罗门都得沦为贱民，大学教授和你们这些博士得去扫马路。他们听了面面相觑，其中一人大概觉得我是胡说八道，脸涨得通红，拂袖而去。我又接着问：你们还有多少人认为印度应该来一次“文革”，仍有十几个人举起手来，其中一位是社会学系系主任，还有一位博士生——后来我知道他自己就是婆罗门。也许社会学专业的学者比较“左倾”（我说的“左倾”是国际语境下的）一些，但仍然给我很大的震撼。这让我想起一句格言，改一下就是：“一个人的毒药，对另一个人是美食。” 事实上，印度一直存在“革命者”，而且这种“革命”已达40年之久。 2006年4月，印度总理辛格在一次关于“毛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中，称“毛分子”武装为当前“印度国内安全和印度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并且有可能颠覆印度文明民主的生活方式。印度这个迅速崛起的经济体、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假如未来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无疑是震撼性的。这使我对于印度“毛分子”力量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2006年末我赴印度展开了采访、调查，我想知道： 第一，他们为什么坚持选择毛的旗帜？第二，他们究竟要做什么？他们是“红色魔鬼”么？他们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红色高棉？第三，谁会支持他们？谁会保护他们？他们的力量来自于何方？第四，在一个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民主政体的国家，激进主义力量对印度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毛分子”到底有多少人 在印度，“毛分子”又称纳萨尔运动分子，法国《解放报》2006年4月18日报道，“毛分子”的行动和实际控制的地区达到“印度国土的40%及人口的35%”。根据印度警察机关的估计，各派别的“毛分子”在全国仅“核心干部”中就有9300名，拥有约6500支正规武器和大量自制武器。据官方统计数据，2000年至2004年，平均每年“毛分子”发动的武装袭击事件在1500起左右，造成的死亡约500人。 从这些数据看，“毛分子”在印度确实无处不在，但笔者在印度却发现这种信息很容易被误读，“行动和实际控制”的含义很难确定。和尼泊尔不同，印度“毛分子”虽然在丛林地区有很多训练营地，但并没有在一个行政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即使在“毛分子”力量较为强大的地方，也基本上是政府统治白天，“毛分子”统治黑夜。他们的网络遍布全国，只是有些地方实力较为强大，有些地方较为弱小而已。至于具体有多少人，连“毛分子”自己恐怕都给不出准确的数据。 印度“毛分子”以各种隐蔽的形式出现，改头换面为工会干部、农会组织者、学生组织领袖、左翼新闻记者等身份。我接触到一些“毛分子同情者”，其中有工人农民这样的底层群众，但骨干人物都是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我曾见到一位公开身份是某商业媒体编辑的“毛分子同情者”，他原本是一个大学生，读了毛选以后，就加入了大学的“毛分子”组织，大学没毕业就跑到丛林里参加了游击队。他轻松地告诉我他曾经参加过6次刺杀地主的行动，都成功了。一次行动的筹备过程中他被捕，警察准备秘密处决，幸亏他的同志们及时把消息捅给了媒体，在媒体的干预下，警察不得不把他带去接受法庭审讯。那些被害地主的家属大多不敢出庭指认，而那些分了田地的农民更不会指认他。很多“毛分子同情者”对他声援，结果在法庭上由于证据不足，他最后被宣判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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