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红包的“制度纸”
在郭巍青的眼中，涉及到公共财政支出的问题，就是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争议和问题，显然是无法避免的。关键是需要一个“制度框架”来保证这个分配过程尽可能的更为公正。
“低保边缘户的身份认定，不是现在突然有的，以往我们也根据这个身份给过这些家庭教育补贴。”上述东莞市民政局负责人说，自1998年以来低保户家庭在东莞能够享受到教育补贴，来帮助他们的子女接受教育。同时，一些接近低保线但并非低保户的家庭，也能从政府这边得到额度不等的教育补贴。
在东莞市民政局看来，目前身份认定工作的难度只是暂时的。很多基层民政部门正在摸索低保边缘户的身份认定办法，以期尽可能快的把“红包”发下去。
有本地媒体报道，万江区社会事务办公室的办法是确定补助对象时，“把家里有空调、钢琴等贵重物品的不纳入补助范围”。还有地方要求申报者填写“承诺书”来承诺家庭财产收入的真实性。
郭巍青认为，政策执行的结构过分简单，而社会事实本身远为复杂。这种“红包”可以看做是自上而下的来进行福利配给，上面可以根据自己的财政能力来确定“补贴对象”的范围，接下来就是大家按照这个上面公布的“标准”来塑造自己的身份，来谋取利益。“这需要公共政策的执行思路。”
“澳门红包”的研究者，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理事长萧志伟认为，“直接派钱是最省成本的纾民困措施，派钱是最直接的还富于民。”
这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呢？
“香港红包”复杂的办法是：补贴1800元电费非全港每户住宅；注资6000元给每位月薪不足1万元人士的退休金账户；发放3000元津贴给每名65岁以上的长者；额外发放一个月的社会救济及伤残津贴给相关的弱势群体；宽免全年75%的个人和企业所得税；提高个人缴税起征点，降低标准税率……
“通过一个公共财政拨款来达到社会福利的目的，必然存在一个标准确立和涵盖面上的困难，除非你所有人都发。”郭巍青说。（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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