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伊琳 备受争议的农信社改制的浙江方案，在潜行中目标日渐清晰。 “股份+合作，我们改制为二级法人制的目标基本敲定。”4月18日，参与浙江省联社改制的一名人士透露，“‘按兵不动’这个词，形容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最恰当了。” 浙江推行的股份+合作的二级法人制，在全国改革中算是代表。 从2003年8月被中央圈为8个农信社改制试点之一的浙江，原本在去年年初就确定了三套改制方案。这三套方案分别是：不改制，保持目前状况；成立省一级的农村合作银行，实行一级法人制；成立省一级的农村合作银行，实行两级法人制。 但是，原本并计划在去年下半年就收官的浙江改制为何至今还在潜行？“摸着石头过河，每走一步都会有困难产生。”上述改革人士同时透露了敏感的两大争议。 股份+合作模式 改制是一场博弈，初始是地方和省一级权利收放的讨价还价。 宁波即其中之一。当时宁波金融系统监管尚未独立出来。按照浙江改革方案，宁波的牌取消市级管理机构，宁波市8个县联社和1个农村合作银行的管理权限上收到浙江省。这一张牌显然是抱负远大的宁波市所无法接受的，作为回应，他们抛出了3个方案来讨价还价，试图改变局面。 毫无疑问，宁波市与浙江省之间的不同意见，并非是偶然而孤立，它也发生在浙江省其他城市身上。但经一场利益谈判之后，浙江省一级与地市之间的冲突最终得以统一。 2003年4月8日，中国第一家农村合作银行在浙江宁波鄞州诞生，命名为鄞州农村合作银行。 当时实行的“股份＋合作”模式引得举国上下一片争议。不过，浙江的农信社改革还是继续了这一模式。至2005年，萧山、义乌、瑞安农村合作银行陆续揭开“盖头”。 以鄞州农村合作银行为例，员工股东、其他自然人(农户、个体工商户等)股东、法人股东三者之间分别以2∶3∶3的比例定向分块产生。股东代表按资格股一人一票，法人投资股每10万股一票选举产生。 对这样一种形式，争议焦点大致有两点。一是股权分散，这也潜藏风险。尽管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退股事件，但数据显示，个别地区农信社在退股管理上比较随意；二是信用社分红兑现难，挫伤了社员入股的积极性，这一因素同样影响了农信社的股金稳定。 虽有弊端，但浙江参与改革的人士表示，这样在治理结构上就有效地防止了被少数人、大股东控制，从而保证对区域内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同时由于员工股在其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对经营成果更为关注，对经营管理层的工作来说压力更大，激励亦更直接。 “三者之间既有机结合，又相互牵制，既不同于合作制又有别于股份制的全新机制。” 二级法人制 在4月15日召开的浙江金融会议上，相关官员透露了浙江农信社改制三大不变原则，即坚持为三农服务宗旨、坚持县级社做强做大不变、坚持改革发展目标不变，但改制细节不见只字片语。 按兵不动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根据这个方向，浙江辖区内，县、市一级的农信社改制按照统一法人模式进行改制。 4月8日，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创立大会暨一届一次股东代表大会在绍兴咸亨大酒店召开。只待银监部门批复，绍兴市内6家县级农村信用联社改制农村合作银行工作将全部结束，届时，绍兴市所有的农村信用联社将全部改制为合作银行。 不仅绍兴，衢州等地也遵循着这种模式改制。而且，整个财务管理网络也根据上述模式进行架构。浙江省农信的财务管理系统的需求特点是，基本统一应用模式，同时兼顾各机构实情。机构的性质不完全相同，其中有一级法人机构和二级法人机构，其核算的和管理的模式均不相同，同时在相同性质的机构中，也存在不同的核算方式。 “我认为省一级法人成立后，对于自身管理与发展应是有益处的，因在对某一行业的攻关上，在对扶持政策的争取及部门之间的协调上，力度肯定会大多，效果会好得多。”浙江一名农村合作银行基层行长发表了一级法人机构——省联社的积极意义。 他还表示，对于基层的管理力度也会加大，对基层的业务拓展、内部管理、内控制度落实，乃至新的金融产品/金融技术开发等也会有好处。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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